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历史决议》对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对历次“左”右倾错误及其严重危害进行了深入反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卓越贡献，初步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不仅增强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向全党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任务，为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历史决议》首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确立领导核心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的先河。

 

       当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者登上历史舞台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人民遭遇的浩劫与苦难世所罕见。在各种强国梦相继破产、救亡图存道路皆走不通之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人民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作为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历史决议》开篇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基于这一论断，决议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对毛泽东的评价置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中，通过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鲜明对照，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卓越贡献。一方面，《历史决议》对自1927年至遵义会议党内一度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对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根源以及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此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历史决议》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历史决议》郑重地得出结论：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可以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崇高地位的科学评价，集中回答了党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然而，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党内外出现的各类问题为导向，《历史决议》破除了党内教条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明确指出党在长期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决议》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也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而是通过批判历次“左”右倾错误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和严重危害，对照论证了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并从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详尽论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与策略问题的正确观点，初步勾勒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在政治上，《历史决议》通过反思历次“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问题、在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问题，以及在进攻和防御政策指导上所犯的错误，对照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性质的认识，强调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下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革命斗争的曲折性。在军事上，《历史决议》通过反思历次“左”倾路线在建军问题、作战问题上存在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系统概括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的、服从于中国革命正确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这一正确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从红军的宗旨、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为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反对违抗政治路线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在组织上，《历史决议》通过批判“左”倾路线对意见不同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以及与此相结合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系统论述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科学分析了党内矛盾的性质，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全党提供了一个原则性与纪律性相结合、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和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

 

       《历史决议》在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指出这三类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历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其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即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教条式地把书本上的词句照搬照抄到中国，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而毛泽东自投身中国革命事业之初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历史决议》最后强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用批判教条主义来确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

 

       党的七大，庄严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思想路线在哲学上亦称作认识路线，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方法遵循。《历史决议》首次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经验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这一思想原则不仅关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也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使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逐渐摆脱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侵蚀，“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实践也一再证明，思想路线问题是“左”右倾路线的“错误之源”。为此，党中央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端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解决了党内长期以来对错误路线认识不清或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次学习和研究党史的运动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诠释：“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要求全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事求是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历史决议》作为首次以中央决议形式出现的党史文本，其最终出台经历了集体参与、广泛讨论、反复修改等过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历史决议》所起到的重大历史作用，才使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作者系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