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北京市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新时代首都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北京需要展现出大国首都的风范和应有的担当,顺应新时代首都发展新形势,准确把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核心要义,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发展新格局。
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首都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一是首都发展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频共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新材料、数字化平台等前沿技术正在颠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世界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为首都北京的建设发展创造出新的技术路径、产品形态和经济增长点。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2000—2020年,北美、欧元区GDP占比显著下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GDP占比由24.84%增长至31.97%,呈现出“东升西降”新格局。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日益凸显,未来我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地位有望出现全面上扬的结构性变化,首都北京应当牢牢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同时增强危机意识与风险意识,积极应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潜在挑战。三是全球经济再平衡明显加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生产、投资与出口一度中断,经济下行风险日渐加大。这意味着本土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首都北京建设本地现代产业体系与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需求更加急迫,亟待加速构建产业链健全、体系独立、韧性强劲的经济发展格局。
同时,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也对首都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都高质量发展能够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带动区域总体经济实力提升,有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发挥北京对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的突出作用。2010—2020年,我国南北方GDP份额之差由14个百分点扩大到29个百分点,南北方经济发展差异有所扩大。北京作为首都和城市创新引擎,是提振北方经济的重要力量,肩负着推动南北方协调发展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要强化北京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带动作用。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突出进展,包含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行政功能在内的非首都功能持续向北京中心城区以外区域及津冀两地疏解,推动首都功能布局持续优化,但目前,北京对津冀地区的“一核”辐射带动作用仍相对有限。2021年北京流向外省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为4347.7亿元,其中流向津冀的仅占8.1%,区域创新成果转化仍然不足。北京应充分利用其创新资源集聚等优势,进一步增强对津冀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振京津冀区域总体经济势能。
首都北京率先推进减量发展和疏解整治促提升,步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条件下,首都发展同样面临着需求、供给和预期等方面的压力和困难。因此,新时代首都发展应顺应形势变化,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围绕首都功能提升和“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系统全面把握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内涵,全面推动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首都特点的高质量发展。
牢牢把握首都发展战略定位
首都高质量发展首先体现在战略层面,优化提升“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必须正确处理“都”与“城”的关系,准确把握“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战略定位。
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它的基本功能是为中央政府实现对国家疆域的控制和管理提供最有效的空间支撑。首都也是具有双重意涵的特殊城市,一方面是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象征性意涵,另一方面是作为一般大都市的普遍性意涵。其作为国家政治管理、权力中心和民族国家象征的功能,是首都城市区别于其他非首都城市的最本质特征。作为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世界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既是我国典型的超大城市,又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首都。其发展既要遵循超大城市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同时又具有自身的规律性特征。
首都发展需要把握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战略定位。首都比一般城市具有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更容易成为吸引世界关注的高度敏感城市。为此,北京必须处理好“都”与“城”的关系,厘清重点任务,促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与首都发展的有机融合。和世界上大多数首都城市一样,北京因其全国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引发和拓展了更加复杂、综合和强大的事关国家经济运行安全的功能,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始终是最重要的,“都”的功能更加明确。“都”是核心,“城”是支撑,“城”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支撑“都”这一核心,“都”的建设又能够有效促使“城”的发展提质升级。
首都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一方面,就首都而言必须优先保障政治中心的根本地位,这又依赖于其他城市功能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城市功能也是综合性首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但其规模和结构必须服从于“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需要。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四个中心”是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四个服务”是其基本职责,因此需要以首善标准确保国家首都职能的发挥,处理好疏解与提升的辩证关系,坚定不移地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与“四个中心”功能优化提升。进入新发展阶段,首都北京应当更多地强调发展质量和增长效率,通过有序疏解腾退不符合“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产业和功能,在保持适度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前提下实现更高站位、更高质量的首都新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发展新格局。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
首都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价值层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实现高质量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应结合大国首都的特殊性明确北京所处的历史方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谋划首都新使命。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人均GDP、研发支出强度等代表性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实现了由集聚资源求增长向疏解功能谋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转变。进入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首都特点,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推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打造首都新优势。
以人民为中心把握首都高质量发展要义,需要充分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诉求、愿望、期待和不满,把实事办好,切实解决群众最为关切的民生难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公共服务资源需求的品质和多元化程度也随之提高。北京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对这一发展趋势的回应仍显不足,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发展要求尚有一定差距,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布局不合理、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全市约一半以上的三级甲等医院集中分布在东城、西城和朝阳三个区,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各附属医院等高水平三级甲等医院也大多分布在三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域。教育领域类似,全市著名的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大多分布在东城、西城和海淀三个区,近远郊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则相对短缺。近年来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稳步推进,部分教育、医疗机构陆续向近远郊区转移,但相对于制造、行政功能疏解力度而言,当前优质教育、医疗服务的市域内疏解工作仍需进一步推进。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题,北京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民生优先战略,按照“七有”要求和“五性”需求,补足民生短板,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布局,切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瞄准国际一流建强“四个中心”
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全面推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牢牢把握“五子”联动发展机遇,全面实现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
高水平推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是首都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立足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新需要,北京应当把全国政治中心的服务保障摆在首位,保障国家政务活动安全、高效、有序运行,展现大国首都新形象;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抓手,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精心保护历史文化金名片,加快迈入国际一流文化大都市阵营;聚焦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首都高质量发展需求,持续强化国际交往中心功能,高品质推进雁栖湖国际会都、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第四使馆区等场馆建设,打造高品质、国际影响力凸显的国际交往之都;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集聚全球创新人才和优质创新资源,深入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依托“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北京需要把握住“五子”联动发展机遇,坚持“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通过集中力量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两区”建设、发展数字经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来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四个中心”“四个服务”蕴含的巨大能量,将为首都新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为构建首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增添强大引擎。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是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十四五”时期首都发展质量的重要检验标准。作为国家首善之区,和谐宜居也是首都发展的基本要求。首都高质量发展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的发展,要始终坚持首善标准,切实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居环境,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面向未来,北京应当积极应对各种生态环境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注重改善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打造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争取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2050年,北京规划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首都、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着眼于首都发展美好愿景,北京应当坚持功能疏解与优化提升并举,进一步促进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跨国公司总部的发展提升,强化其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巩固和增强北京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